犬儒(cynical)這種思想精神並非現代產物，早在古希臘這個西方哲學發祥地裡就已經存在，只不過一直遭到主流文明所唾棄。當時就有一個犬儒哲學家叫第歐根尼(Diogenes)，他覺得人生最重要之事不是別的，正是端在一個木桶裡晒太陽。有一天，偉大的亞歷山大大帝慕名來到海邊找他，他走到木桶前，對木桶裡的第歐根尼說：「你有什麼要求，儘管說吧。我就是亞歷山大，保證能夠滿足你的願望。」哲學家抬起頭，瞄了亞歷山大一眼，然後說道：「那就請你走開吧，別擋著我的陽光。」事後亞歷山大對他的部下說：「要是我不是亞歷山大，我倒希望是第歐根尼。」
古代的犬儒精神是一種看透世情的態度，認為任何既有價值都是毫無意義的，世間一切事物皆無對錯之分。因此第歐根尼才不屑跟主流哲學家為伍，獨個兒來到海邊做木桶哲學家。但近代的犬儒主義(cynicism)則通常帶有貶義，意指一種對任何真理都不信任、對任何現世苦難都無動於衷的冷漠態度。中國作家胡平曾在〈犬儒病——當代中國的精神危機〉一文中指出，當代的犬儒主義是一種從憤世嫉俗到玩世不恭的轉化過程。世途險惡、人心難測，起初，人們都疾首於炎涼世態，但當犬儒病開始發作，人們亦會漸漸學懂對世俗之事照單全收，甚至是不知羞恥地照單全收。到了這個時候，即是你罵這些人「犬儒」、「可恥」都會變得毫無作用，因為犬儒病的徵狀之一就是不承認自己犬儒，他們不再「可恥」，而是「無恥」的了。放棄擁抱真理，只接受「眼見為實」之事，那管它孰善孰惡，如此「無羞惡之心」的情態，即為犬儒。
近代的犬儒精神也源於專制主義，這是英國哲學密爾(John Stuart Mill)說的。至於專制主義如何令人犬儒，胡平則參考了美國學者歐文豪(Irving Howe)的分析，描述了一個犬儒病發作的四部曲：
一、任何一個理想主義者，最初皆會懷著一顆充滿烏托邦狂熱的心，他們看不慣社會的不公義，總是幻想著如何努力打造烏托邦；
二、當然，人民的烏托邦幻想，跟極權者的利益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，而伴隨出現的恐佈和鎮壓亦因而不難想像；
三、壓力愈大，反抗愈大。但「英特納雄耐爾，就一定要實現！」畢竟只是理想主義者的信念，在現實上從未獲得保證。人民抗爭可以成功，也可以失敗的；
四、不幸地，抗爭成功的歷史例子不多，伴隨而來的烏托邦更是絕無僅有，從熱血抗爭到冷然接受，往往只是一線之差。
於是，一個走過理想主義道路的人最容易變得犬儒，他們經歷過理想的幻滅，自然也更容易相信「理想」根本是虛幻這樣態度了。
可幸的是，藝術不容易令人犬儒，因為在現實無法實現的理想，通常都可以在藝術作品中實現。現代劇場功能論的思想，大體上沿著以下這樣一條脈絡發展：「劇場是現實的反映→劇場再現現實→劇場作為批判現實的工具。」不過，當劇場變成了批判的武器之後，總會有人站出來批評說，不應將劇場政治化，應該讓純粹的美學回歸劇場。當然，劇場淪為政治宣傳工具是劇場政治化走歪路的一個典型例子，但劇場的政治性大部份都不是這麼一回事。用一種左翼的說法，「批判」即「揭露」，就是要穿透現實的幻象，重新暴露幻象後的醜陋現實。某程度上，這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現實反映。
在「劇場作為批判工具」這一事情上，布萊希特(Bertolt Brecht)的拿手好戲「間離效果」(Verfremdungs Effekt)，無疑是最漂亮的一手。「間離效果」的操作方式就是要讓觀眾驚覺，劇場本身原來也是一個很大的幻象。布萊希特總是千方百計要讓觀眾記住：劇場所見不過是假戲一場，真實都躲在假戲之後。他擅使的技法包括把故事場景設定於異域的時空、在戲中加插大量歌舞和旁白等。觀眾看得抽離，自然會花花心思，去看看幻象背後的東西了。
如今，任何具批判性的劇場某程度上都脫不開布萊希特的老路：把幻象呈現，然後再將之揭穿。分別只在於，布萊希特很懂得操作劇場的美學技術，以劇場形式取代批判內容，而大多數彆腳的劇場創作者，則只能直接把問題說出來。「間離效果」是一套相當精妙的劇場美學，搞得不好，觀眾抽離得過份，不僅達不到叫人「反思」的效果，反而會令人誤以為是導演和演員未學滿師，於是把戲演得不倫不類。較「踏實」的方法是乾脆把要批判的社會現實直接「寫」在劇本上，然後叫演員把這些批判觀點「演」出來。有人相信，一個劇場作品就好比一篇有力的批判文章，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。
然而問題又來了：這樣的批判武器到底是否有效？一種把批判觀點「演」出來的方法，是「諷刺」。諷刺在針貶時弊方面往往最有效果，而在今天的網絡時代裡，諷刺甚至已成為大多數人的共同語言，誰都懂得諷刺的竅門，也知道如何解讀諷刺，只要諷刺到位，任何人都準能心領神會。比起任何其他方式，劇場的諷刺力量都更大，也更能煽動觀眾的情緒。透過對白、場景設定，演員扮相和演繹，以至多媒體的配合下，既揭露了事物的真面目，更往往能有效地將之誇大醜化，以突顯其荒謬之處，從而完成一場精采諷刺戲。
不過，諷刺要竟全功，觀眾的共鳴必不可缺。例如要演好一齣諷刺政府的劇，觀眾必須首先對政府深感不滿，這諷刺之舉才能生效。這是因為，絕大多數的諷刺並不會為觀眾帶來更多資訊，讓觀眾對現實認識更多。相反，為保證觀眾的良好反應，這些用作諷刺的笑料都必須是針對觀眾所了解的事情而設計的，觀眾一定是知道政府顢頇無能，才會願意去看一齣對政府極盡嘲弄之能事的喜鬧劇，以笑聲宣洩心中鬱悶，好讓散場過後，能暫時忘記現實的困惑，回家睡個好覺。
可是，難道這也算是真正的批判嗎？當代犬儒主義研究最為深刻的，首推德國哲學家斯洛特蒂克(Peter Sloterdijk)。在他眼中，當代犬儒主義的關鍵是「啟蒙的虛假意識」，也就是說，啟蒙雖能袪除一切虛假意識的魅惑，但啟蒙不僅未能成為現實的最後答案，「啟蒙」本身最終也被歸入懷疑之列。雖然劇場本身並未質疑其自身的啟蒙能力，可它卻也未能實踐啟蒙的功能。對於這類諷刺式的劇場作品，一種最為常見卻又差勁得很的評語是：「看罷此劇，令我對XX有深切的反思。」但到底深切反思了些什麼，卻又完全說不出所以然來。倒是劇中的笑料笑位，卻能喋喋不休地說上一大堆。「嘲笑」不能代替「反思」，更不能取代「具體的批判」，這些劇場作品只能替觀眾謾罵世情，卻沒能效法布萊希特為觀眾營造反思空間，更枉論是什麼具體批判了。但觀眾卻滿以為自己已在笑聲之中，把世情批判得體無完膚，然後躲在現實的木桶裡，享受著在啟蒙的陽光。這就是劇場令人犬儒的方法。
別忘了，電視肥皂劇早已肆虐多年，難道我們還要讓犬儒蔓延到劇場裡去嗎？
（原刊於「牛棚劇訊」，2010年1月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