據《香港文學大系》總主編陳國球的說法，文學以「小說、詩歌、戲劇、散文」的文類形式四分法，是在民國時期開始流行。有一種觀點認為，這種分類法是從西方文學形式直接移植過來，因此當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以此四大文類為規劃主體時，便很有「自我殖民化」之嫌。針對這個出自劉禾的觀點，陳國球便認為這是過度詮釋了，原因是此四分法應是「一種糅合中西文學觀的混雜體」，即以中國傳統的「詩文」為基礎，再加入西方文學傳統中的「小說」和「戲劇」所組合而成。可是，當《香港文學大系》直接從《中國新文學大系》裡摘取此原型時，編者卻未有釐清此種原型移植為何不是一種「自我殖民化」，令我有點意外。我在本文的任務是要評論《香港文學大系》中的《戲劇卷》，對於上述詰難，在討論卷內編選之前，有必要先檢驗以下事情：將「戲劇」理解為置放在《香港文學大系》裡的「文類」背後，隱藏了對「香港文學」和「香港戲劇」怎樣的想象呢？
按照上述編輯原型追溯，我們會發現一個盤根錯節的文學系統層級想像：「香港文學」是「中國文學」的支流，而「香港戲劇」則既是「香港文學」裡的一種文類，也接承著「中國戲劇」的現代化傳統。當然對於「香港文學」跟文「中國文學」之間的劃界和越界問題，陳國球在《大系》〈總序〉中已有闡述，在此不贅，可是對於「戲劇」是否／如何作為「文學」，卻仍需更多解說。
中國戲劇史的書寫有幾個常見傾向，一是強調「話劇」在中國本土裡的獨特發展脈絡，及其跟西方現代戲劇的異同，二是十分重視戲劇工作者的藝術活動，三是將劇本作為「文學文本」並作細讀的深度，遠遠不如其他文類，反而更著重「戲劇文本」跟實際演出之間的扣連和張力。簡言之，即使我們大可以把「戲劇文本」（劇本）當作自足的「文學文本」來閱讀，但戲劇研究者往往不滿足於此。
香港戲劇史的書寫長期處於零亂片碎狀態，既缺乏中國話劇史的脈絡梳理，鈎沉工作亦遠遠未達其他香港文學文類的成績。對於1949年前的香港戲劇史書寫，大多只停留於史實記錄，比較系統的論述就只有羅卡等人編寫的《從戲台到講台：早期香港戲劇及演藝活動 一九零零—一九四一》、以及內地學者梁燕麗的《香港話劇史（1907 - 2007）》等。前者僅羅列史料，分析不多，後者則抱持著正統中國話劇的思維，儘管史料翔實，卻在行文之間有意淡化香港戲劇的主體性。至於其他，莫不是一些概論文章、口述史和個案研究。
我們自然可以說，《香港文學大系‧戲劇卷》彌補了現存香港戲劇史研究的不足。主編盧偉力清楚言道，這段時期「香港的現代戲劇創作是單薄的」，具一定藝術水平的演出本就不多，傳世劇本就更少了，因此從卷中收入的劇本來看，要爬梳出一條成型的香港戲劇史脈絡，其實絕不容易。原因不難理解：不少有資料記錄的演出都沒有留下劇本，而卷中劇本之所以能夠被鈎沉出土，並非因為作品有藝術上或歷史上有其重要性，而僅是因為刊載該劇本的出版物剛好仍有流傳。可見，早期香港戲劇史書寫的零散狀態，並未因為《戲劇卷》的出版而被有效整合，這些劇本跟已知史實之間的聯繫，還需要多作深入研究。
可見，戲劇史研究之困難，並不是一般文學史研究所能比擬。畢竟戲劇是一種表演藝術，表演當下的現場感往往決定了作品的影響力，事後發表劇本通常只是輔助紀錄，也受到像「出版生態」、「劇作家發表意慾」等非關戲劇活動的因素影響，因而難以視作在戲劇史上具有重大價值的事件。例如，論者早有共識，香港戲劇的最早期形式，是盛行於二十世紀初的「白話劇」，一種類似上海「文明戲」形式，但以粵語演出。史料顯示，當時香港的白話劇演出十分蓬勃，亦跟革命活動和早期華語電影發展關係密切，如革命黨人陳少白、電影導演黎民偉等，俱積極參與過白話劇演出。可是，我們基本上找不到任何傳世白話劇劇本，難以得知作品內容。反觀一些在文字媒體發表的劇本，藝術水平不高，也缺乏相關的演出紀錄，因而難於判斷這些劇本的歷史價值。
戲劇不只是一種文學，更是一種文化形式（cultural form，盧偉力語）。「戲劇文本」中的文學性不過是戲劇內涵的一部份，尤其在早期香港戲劇裡，優秀作品絕無僅有，這跟中國戲劇在1920年代以後通過「話劇」本土化和民族化之後所產生的巨大藝術力量，有著明顯的地域落差，要挖掘早期香港戲劇及其文本的意義，就必須從其文化意涵去考量。因此，孤立地閱讀《戲劇卷》內所選的劇本，是無法勾勒出任何相對完整的歷史地貌的，而必須輔以文字料史，尤其是演出紀錄、劇評等文字與之並讀。《香港文學大系》中的《評論卷》和《文學史料卷》裡所收的某些選文，或能對《戲劇卷》的先天不足稍作補償。
《香港文學大系‧戲劇卷》收完整或節錄劇本三十四篇，存目二十篇，除一般戲戲劇劇本外，兒童劇的比重亦相當高，但免跟《香港文學大系》中的《兒童文學卷》重複，故多只作存目處理。據盧偉力的說法，「在香港出版並不是『香港戲劇』的充份條件」，原因是在1949年以前， 大批中國文人長時間在香港活動，他們充份利用香港的殖民地位置，或演出或出版在題材上和意識上俱只與中國內地有關的作品。盧偉力認為，這些作品者不宜列入「香港戲劇」之列。然而，縱觀現時所收劇作，可以發現要嚴格定義「香港戲劇」的範圍和邊界，仍然非常困難。不少劇本俱不是嚴守香港本位，而是滲雜大量國家民族、外省及華南想像。其中，華南想像更是所謂「香港戲劇」其中一個重要文化板塊，它既體現於劇本裡對華南城鄉的歸屬感，也表現在以地道粵語作為演出甚至出版的語言。這種以「地域認同」超越「國族認同」或「香港本土認同」的混雜性身份想像，要至1930年代末鋪天蓋地的抗戰救國聲音中，才被高度政治化的愛國意識所淹蓋。
在「中國」和「文學」的雙重規範之下，「香港戲劇」仍需找尋更理想的論述進路。尤其是當我們深入迷霧不清的歷史現場，「劃界」跟「越界」再無法是靜態的定位問題，而應該是動態的辯證歷程。
（原刊於陳國球編：《重遇文學香港》（香港：商務，2018），頁262-265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