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摘要】
本文以八十年代香港「進念・二十面體」的劇場實踐為研究對象，重新思考「另類劇場」與「前衛劇場」在香港語境中的關係。文章指出，過去論者常以「另類劇場」概括香港非主流劇場，避免使用帶有西方藝術史脈絡的「前衛」概念；然而，由於八十年代初的進念幾乎是當時香港另類劇場的唯一代表，若只以「另類」稱之，反而難以說明其歷史位置與美學特質。因此，本文嘗試以「前衛性」作為分析框架，考察進念如何挑戰傳統話劇觀、藝術體制與觀眾的感受方式。
第一部分從前衛藝術理論入手，借卡林內斯庫（Matei Calinescu）與比格爾（Peter Bürger）的觀點，說明前衛藝術不只是形式創新，更是一種反叛傳統、挑戰藝術體制、重新連結藝術與生活的姿態。文章據此指出，進念在《鴉片戰爭》及《日山（前／後）》等事件中，透過改變演出空間、拒絕獎項制度等行動，已顯示出強烈的前衛精神。
第二部分討論進念作品的「不可闡釋性」。進念早期作品往往沒有完整劇本和清晰情節，而以意念、形式、重複動作、視覺符號和集體創作構成演出，令觀眾與評論者無法沿用傳統「編、導、演、舞台效果」的劇評模式。這種看不明白、難以解讀的經驗，迫使評論者由理性分析轉向感官經驗，形成一種新的藝術感受力。
第三部分分析進念的政治性。文章指出，進念的前衛性不僅在於作品形式，也在於其對劇場空間、觀眾位置及藝術制度的挑戰。《媒介事件一》與《鴉片戰爭》打破舞台與觀眾席的界限，使演出成為衝擊劇場制度的事件。然而，到了八十年代末，當「進念」逐漸被固定為一套可辨認的風格和政治符號，其震撼力與開放性也開始減弱。全文最後強調，本文並非為進念作全面定論，而是希望從觀眾與評論接收史出發，為香港劇場史提供一種重新理解八十年代前衛劇場的方法。
【本文為未刊論文，尚未正式發表。定稿於2012年4月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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